崗位：技術總監
關鍵詞：勇氣
2013年，潘媛玥參加去哪兒網的新員工培訓會
許多的習以為常，在初生時可能是巨變。
我的工牌缺了六個角，好像説好一年磕一個似的。工牌的中間，在“去哪兒網”的名稱下是我的照片，劉海藏著圓圓的眼，笑，一看就是剛出校門的畢業生。所幸，我現在也這麼笑，“潘媛玥”，那是我的名字。
6年來，我有幸參與了去哪兒網的機票自動出退改、國際機票運價計算、統一服務平臺等項目。它們誕生時，都是行業變革式的存在。
現在，我是去哪兒網三個項目團隊的負責人，這和我小時候想的不一樣，從事民航類工作，對一個東北工廠的子弟來説，很遙遠。
1998年，王菲與那英合唱的“相約九八”填滿了長春的街頭，風都是甜的。我的父親升任為工廠的高級工程師。他告訴我，那意味著如果去遠方，他可以坐飛機。
冬天，他就向家裏宣佈，他要飛去廣州了。
他打聽到，買機票需要提前一個月。他立即請假，拿著單位的介紹信、派出所的證明、身份證還有錢，跑到民航大廈。售票櫃檯前的長隊都擠到了大門口，行進緩慢。涂著口紅的售票員不緊不慢地工作，生怕出錯。排到父親了，售票員打開里程大本，根據距離和機票余量算出價格。當時不能選座，因為級別不高，父親被告知座位靠後，但靠窗還是令他很興奮。
在冰冷的大廳裏，父親足足等了七個小時。回家時，他把四聯手抄機票壓在文件夾裏，不管我怎麼鬧，就是不讓看。他説，閨女，有一點劃痕就作廢啦。
我記得他從廣州回來的時候，高大的身影上挂著大包小包，這個是小姨的皮鞋，那個是二叔的皮包。他竟然從身後拿出了一捧花，把我嚇一跳，“飛機快啊！花還鮮著呢？”
當年，乘機是有紀念品的，那是一個紫紅色的果盤，並不好看，但有航空公司的標記，有客人來的時候，果盤就派上用場了。
童年的嚮往在長大的時候總會發芽的。
2019年，潘媛玥為“學生惠”航司聯盟發佈會講解公司的技術體系
2013年，我大學畢業。握著單薄的簡歷，在校園招聘會上看到了去哪兒網的海報：線條修長的飛機掠過雲端，特別夢幻。他們的標語很直接：歡迎年輕人！
聽説是和飛機有關，父親對我的選擇很支援。
果然如此，入職後，我所在的技術小組全是應屆生，連産品經理也是，這並不多見。
2005年，去哪兒網成為首家機票垂直的搜索引擎，三年後，用戶可以線上購票。到2013年，公司已經著眼于用戶體驗了。
當時，預定一張機票，出票時間超過一天，得到的答覆還常常是：沒票。
去哪兒網希望改變這個局面。一方面，公司把政策簡潔，出退票快的航司打上標簽，告知用戶。同時，機票的自動出退改項目陸續開工。後來看，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機票行業的標準化進程。
2013年冬，我們主動要接自動出退改的項目。這並不簡單，要在千差萬別的政策中，縮減審核流程，同時，保持邏輯縝密。
一些年長的同事表達了擔憂。缺乏經驗，確實讓我們忽視了困難的複雜性，但新人不受慣性思維束縛，膽大，敢變，身上有闖勁。他們的擔憂也激發了我們的鬥志，我們説幹就幹。
我們將兩排工位圍成閉環，就像一個陣地。這樣，一轉身就可以交流討論，兩端挂上白板，上面寫著目標分析，問題以及意見不同的解決方案。
我們有意把項目進度縮減至5天，為了不打擊信心，我們由易到難的展開工作。
首日，我們工作到淩晨兩點，哈欠聲四起，後來看，這是最早結束的一天。第二天到淩晨三點，大家忘了吃午飯，也不覺得餓。第三天，同事通宵到早上七點，剛下去買飯，就被我電話喊回來：“有bug！趕緊回來改！”是的，困難在逐級加強。我們就像礦工，緩慢掘進，還不確定前方是否有寶藏。
第四天，我們跟不上進度了，密集的鍵盤聲變成了爭吵，大家圍繞兩塊白板上的觀點展開爭鋒，彼此不讓。
但白板上端的話卻在提醒我們：一次又一次推倒重來，我們還有勇氣嗎？
這天又通宵了，直到第五天天亮，大家改為輪流休息，辦公桌上擺著餐盒，還有被子。
磕磕碰碰到了第五天下午，進入測試，成功了，有人在螢幕前尖叫。但誰都知道，這與上線相比，天差地別。
我們選在當晚的零點上線，這是流量的低谷。上線後，它並不流暢，許多功能不可用，一些用戶確實在20分鐘內就收到了出票的短信，但我們預期的30%的達成率並沒有完成，年長的同事來安慰我們，“已經很好啦”，但我們不服氣，更難受的是，我們找不到問題出在哪兒。
只能再推翻，一個個去試，天很快就亮了。
2017年，潘媛玥在去哪兒網駭客編程大賽現場
接下來的一個月，我常常在淩晨2點被平臺的報警電話鬧醒，我立馬點亮待機的電腦，給團隊打電話，開會，修改，自動出票的達成率逐步提高。當時，我們把出票時長從一天以上縮短到15分鐘左右。
現在，我們的達成率超過95%，出票時間只要一分鐘。
2014年春天，父親從長春來看我，我在機場等待。他顯得輕鬆，看到我很興奮。我抱了他一下，他駝背了，身子矮去了一截，我想，那截去的還有時間。
他迫不及待地問我買票變快捷的原因，我沒有回答。
我只是告訴他，方便就好啦，老爸，那你以後要經常來看我了。
